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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吴城 景玉川 吴城与鄱阳隔水相望，她的浮沉，多了一份苍凉与悲壮。 “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尽的汉口”，号称“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吴城，曾与武汉平分天下数百年。 “沉海昏，起吴城”。这古老的民谣给吴城罩了一层神秘的云雾。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有一批作家、记者经不起这神秘的诱惑，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访问过吴城。古镇废墟的残垣断壁曾使作家记者们长吁短叹，感慨不已。可是他们回去后，却没有给吴城古镇留下回音。也许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使人无暇深究细读鄱阳湖的历史，自然难以解读吴城断碑残碣上丰富的历史密码。倒是摄影家们不虚此行，他们将镜头对准吴城外的沃野荒洲，摄下了不少天鹅的雄姿与白鹤的倩影，一时轰动海内。 吴城像一座伸入鄱阳湖中的半岛，洪水期成岛，枯水期与陆地洲滩相连。修河与赣江一西一东在岛尖上交汇，然后一齐融入莽莽大湖。虽然她坐落在湖西南康府（府治在星子县）所属的地面上，但昌盛时她却归南昌府管辖。吴城附近的水域下曾是一片河网交织的冲积平原，镇西二里地的芦潭洲是当年海昏县的县治所在地，东吴名将太史慈任海昏令时曾在此升堂断案。与吴城水域毗连的东北部水域下，则是枭阳县地界。如今，海昏、枭阳两城都成了泽国。1500多年前，这儿是东晋和南朝的粮食基地，湖区著名的大粮仓——钓矶仓和豫章仓，一东一西分设在枭阳和海昏的吴城。枭阳、海昏是一对不幸的孪生兄弟，同时诞生又几乎同时溺水而亡。600年的辉煌转瞬即逝，只留下湖东枭阳故城城头山岛四周厚厚的灰色粘土层覆盖的青铜箭镞、秦砖汉瓦和难以解读的文化密码。据说，故址上的大屋场村农民在厚厚的文化堆积中曾挖掘到陶罐、筒瓦和黄金碎块；湖西的海昏城虽也不幸陆沉，但它旁边崛起的吴城算是它生命的延续。 晚唐韦庄写这首《建昌晚渡》时，修河人湖口还是一片中世纪恬淡的江南风光。 到了宋代，重文抑武造成的残山剩水使大宋王朝与西域之间300年交通不畅，连接东南海疆通道的鄱阳湖，航运压力倍增。地处赣江、修河二水交汇口的吴城，成了重要的贸易中心与货物聚散地，繁华随之升级。史称她“西江巨镇，拔起中流，蜿蜒数里，大江环其三面。民萃族而居，日中为市，商船趋之”。吴城扼鄱阳湖西部水路咽喉，为南北往返的必经之地，因而不仅财气旺盛，还有幸留住了许多名人的足迹，吴城的名字也因之被带进了中国文化史。 1101年，苏东坡海南放逐归来，系舟吴城顺济龙王祠下，在江畔拾得石质古箭镞，把玩之后，他又郑重其事地将其放置庙中，并写了一篇《顺济庙石碈记》。这一年，苏轼64岁，是这位大文豪生命中最后一年。 宋亡，文天祥被俘北归，路过吴城，作《吴城山》一诗，将一腔豪气留给吴城：
明、清之际，水运枢纽的吴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她南通两粤，北走二京，漕船、贾舶、官舫、排帮往来无虚日。漕船起运的季节，水上是一派壮观，如万马千军列阵；每值粮船起运，“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乎日夜不绝。” 这里吞吐着省内外的商旅货物，赣江、修河来的大米、竹木、茶叶、纸张、苎麻由此转运，淮盐在此输入……这个7.6平方公里的半岛上，有六坊、九垅、八码头、廿八巷。密密麻麻的民居，鳞次栉比的店铺、商行、驿站、粮行、茶庄、钱庄、牙行、麻庄，48家会馆，40多座宙宇，以及数不清的青楼、妓院、戏园。常住人口7、8万，还有无法统计的过往的船家贾客与进城打工的田舍郎。而当时的九江，人口不足5万。 |
鼎盛期的吴城红透了彭蠡半边天，连省会南昌也要退让三分。清初在这里设同知署，不久，又升格为主簿署。清政府在此设分府衙、参将衙、水师营……嘉庆道光年间，鄱阳湖区风调雨顺，18年洪水潜踪，这18年给了吴城以烈火烹油的繁华，商家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古镇的“红花酒”坊，“酿成春夏秋冬酒，醉倒东西南北人。”“红花酒”行销省内外，浸泡在这酒香中的吴城人，也不免有点醉眼陶然： 嘉庆到道光， 家家喝蜜糖， 狗不吃红米饭， 十八年洪水没上墈。 这首民谣无法掩饰吴城人的自得之情。 道光帝的晚年是个多事之秋，鸦片战争的炮声，太平天国义军的硝烟，将这位倒霉的天子弄得心力交瘁，强盛一时的大清帝国也岌岌可危。奇怪的是，同样经历了数十年风雨战乱的吴城，繁华似乎依然故我。即使到了民国时期的1938年，吴城仍有33保7.2万人口。民国政府在此设缉私营、盐务局、税务局、烟酒局、电报局和水上大队。省都督府直辖的军火仓库也设在吴城。“黎明号”、“江昆号”、“江西号”、“复兴号”、“浔阳号”等军舰停泊在吴城港，游弋巡逻在九江——吴城——南昌一线。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的开埠使九江、吴城成为全省西风最先吹拂的地方。“美孚”、“方庆孚”、“福丰”等诸家煤油公司纷纷在吴城街头出现，规模最大的福丰煤油公司还把分公司设在南昌。除了这些洋人的公司外，银行取代了钱庄，新式小学取代了私塾，定期开往九江、南昌、景德镇的小火轮，往返九江、上海、南京的大轮也都停靠吴城…… 这么多年来，人们把吴城衰亡的起点定于南浔铁路的通车，其实并非如此，这条耗资最大，1916年通车的128公里长的南浔铁路，由于桥梁工程低劣和管理不善，一开始就处在走走停停、半死不活的状态，无论客运和货运，都无法与吴城水运抗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39年日军入侵，吴城消亡。 二三十年代的吴城，正显出一片回光返照，1925年吴城出现的彰明电灯公司又给衰败前的古镇最后一抹余晖。虽然这个300马力属全省第三的火力发电厂只供电1437户（南昌4623户，始于1908年；九江2010户，始于1917年），但它使吴城成为鄱阳湖上最先亮起电灯的地方。明亮的电灯装点着吴城，戏园人头攒动，酒店觥筹交错，赌声通宵达旦，哪有一丝大祸将临的迹象？遗憾的是，翻遍了《永修县志》，这家电灯公司却不见记载。 还有一位女性，新编的《永修县志》也令人遗憾地将她遗漏了。虽然她生得艰辛，死得痛苦，但由于她与一位名人的婚恋，且夫荣子贵，所以该在这里多说几句。这位女性，不是别人，就是蒋经国的情人，章孝严、章孝慈的母亲章亚若。 章姓是吴城八大姓氏之一，亚若之父章甫少年聪俊，15岁举秀才第一，轰动乡里。榜上题名之日，章甫披红挂彩，坐轿游街在吴城传为美谈。章甫学成入仕，曾做过两任知事，后离开吴城，举家迁往南昌。章亚若之母周景华，为吴城鱼行老板之女，与章甫结婚后，生下章亚若等五女二男。亚若桂林病逝，周景华抚育章孝严、章孝慈兄弟成才，1961年病逝于台湾。在水一方的章氏兄弟，该从外婆吟唱的摇篮曲中，听说过吴城。如今孝慈已经仙逝，但愿章孝严在有生之年来看一看母亲与外婆的出生地吴城。 在吴城东北角，赣、修二水交汇处的高坡上，有一座始建于晋朝的望湖亭，曾一度与滕王阁争雄。多少年来，北上京都，南下五岭的文人舟行鄱阳湖路过吴城，落帆上岸后都要登上望湖亭，凭栏纵目。望湖亭下天高水阔，春波凝绿，夏雨跳珠，令人千种感慨，万般思绪，油然而生。解缙的《望湖亭》曰： 这位惨死在明成祖狱中的大才子，感慨朱元璋和陈友谅当年的大战。200多年后邵长衡来此，一首《登吴城望湖亭》，与解缙的诗异曲同工，感慨的还是那场战争。 望湖亭是因商而兴的吴城留给历史的一座文化之角。惯于将家事、国事、天下事同系心头的中国文人只要登亭纵目，迎风长啸。湖上烟波便与纸上苍生融于一体，给历史留下了传之永久的感慨与回声。 如果能搜集历代清流名士在望湖亭留下的诗文汇编成册，那么压卷之作，恐怕当属陈三立的《夜舟泊吴城》。 出生于修河之滨的陈三立，祖孙三代都是鄱阳湖的骄傲。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家族能像陈氏家族这样给中国文化与政治以如此之久远的影响。正是由于在曾国藩、张之洞治湘治鄂之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经营湖南，大力提倡新政，湖南湖北才有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局面。 1900年，戊戌变法失败，与父同被革职，“永不叙用”的陈三立自南昌移家南京，舟行180里，夜泊吴城。湖上寒波闪烁，夜空冷月疏星，国势凭陵，壮志难酬，使与谭嗣同等同为“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在船底潺潺的水声中辗转难眠： 第二天继续顺流而下，舟行遥遥，陈三立依旧是“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身世之悲，家国之恨，忧民之怀，一齐涌上笔端。 此时的吴城依然灯红酒绿，浑浑噩噩，全不理会这位先行者的悲愤。 1915年9月19日军火库大爆炸，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该是亡城之兆，然而“西江巨镇”的吴城人似乎也没有理会这不祥的征兆。 说实话，进入20世纪的吴城本也会从历史的座次上向后移位，中外贸易中心由广州移往上海；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与京汉铁路相连；1937年浙赣铁路与南浔线接轨；遍布全省的公路网渐渐织成……以水运为主的历史将成为过去，鄱阳湖作为南北大动脉该让位于京广铁路，姑塘、吴城、樟树、梅关这些水陆码头自然如《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商旅锐减，门庭冷落，但它们绝不会消亡。 吴城没等到她调整商机，自我裁员。1939年农历正月，日本人来了，飞机舰炮对吴城轮番轰炸，古镇一片火海，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万家店铺化作遍地瓦砾。7万居民剩下不足2000。望湖亭亭坍柱折，成了一堆残骸，攻占吴城的日本兵在坍塌的望湖亭前合影，照片上的鬼子兵一齐狂欢狞笑。 吴城消失了，和半年前消亡的姑塘市一样，她们都毁于“大日本皇军”之手。 从此，江西“四大名镇”只剩下了三家：纸镇河口、药都樟树、瓷都景德镇。 吴城的文化脉络从此中断。 下放在鄱阳湖湖边的日子，老人们跟我们谈起吴城，谈得最多的是吴城的妓院。这也难怪，因为在劳作之余的闲聊中，这个话题极富有刺激性；而且，妓院的兴盛本来就是旧时城市繁华的标志。很遗憾，青楼妓院从来不入官修与私撰的史书。《永修县志》记下的兵燹前吴城有过会馆、钱庄、商号，甚至戏园，却没有留下一座秦楼楚馆的名字。这个被方志隐去的行业，是商业与城镇的伴生物。湖滨的老人们说：吴城的妓院常用小船装运下层妓女，沿湖叫卖……令人感慨市镇的兴隆与辛酸共存。 那些年，年年冬天我都要上洲去种洲地，路过吴城和地下沉埋着海昏城的芦潭村。鸿雁哀鸣中，断壁残墙的吴城横陈在冬日阴沉的天空下，显得分外萧然。种洲地的日子，每隔十天半月，我要去吴城采买煤油、食盐、火柴，偶而也剁上一回猪肉。吴城废墟间，有一条兵燹后重建的小街，三五家店铺。小街四周是一畦畦的菜园，园内菜蔬青翠，园坝一律用断碑弃砖垒成。 我不止一次走近坍塌的望湖亭，衰草簌簌，断梁中伸出拇指粗细、扭曲的罗纹钢，像暴露的青筋，又像裸露的骸骨，令人感到悲风骤至，冷不丁地直打寒噤。一腔伤怀吊古之情荡然而逝。 吴城郊外的芦潭是我去吴城采买的必经之地，十几户人家掩映在垂杨中，村头树上晾晒着渔网，安宁中透出一份清幽。可一想到这地底下埋着1500年前的海昏城，少年英雄太史慈在此坐衙升堂，我又感到一阵凄凉……湖洲上蒹葭苍苍，一望无际，苍黄的天底下，除了我一个人在匆匆赶路，四下里看不到一个人影。朔风扫过了辽阔的荒洲，洲头上天鹅野雁如云散云收，起起落落，全不理会千年古镇的衰亡和人类的悲欢离合。吴城兴，兴得轰轰烈烈；吴城亡，又衰得悲悲切切。湖上地老天荒，眼前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70年代的吴城只有上洲下洲的农民和放排人光顾。1983年我旧地重游，有意向修河渡口的摆渡人要一张船票，他便用油兮兮的圆珠笔在香烟纸上给我画了一张——除上下洲种地打草的乡下人，很少有“公家人”来这里。 通往吴城的路依然只有水路，昔日的水陆码头、交通枢纽今天变得交通分外不便，历史的玩笑开得这样刻薄，几乎不近人情。8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在这里成立了“候鸟观赏站”，建了几座大楼。登上楼头，除了映入眼帘的大雁野鸭外，人们很难寻觅天鹅、白鹤、鹈鹕、灰鹤的身影，这些性情高贵的珍禽，似乎不喜欢浮躁的人类，它们栖息在鱼虾、螺蚌丰富的洲脚，离洲头的观赏站大楼隔得很远。 …… “沉海昏，起吴城”。在海昏的大难中崛起的吴城，1939年也死于国难，今年是她殉难的60周年。消失在历史视野之外的吴城兴亡史，本该由那些学养深厚的作家、史学家来撰写，今天，却轮到我来为她“灯下补写未完书”。 写于 1999年冬 选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青史觅河山》 图片来源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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