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池教书的日子

陈林森

在新池教书的日子

陈林森

     1974年，因朋友的引荐，我来到星子县新池公社当“顶编代课”教师。
     新池离县城约40里，隔着湖湾，又不通班车，从县城出发，要先坐渡船过“十里湖”，然后步行；若是冬季，水落滩出，需要全程跋涉，半天劳顿。新池是个小公社，五个大队，人不满万，土壤贫瘠，山多卵石，树木稀罕，唯松者众。学校建在一座荒岭上，离公社所在地1公里，离集镇（甘岭）1.5公里。学校不与村庄毗连，为解决饮水问题，在东边低洼处挖了一口敞口式的土井，一到下雨，井水一片浑浊。学校位于公社的地理中心，周边是起伏的丘陵、沙山、田地和村落，往南渐行渐低，远处可以窥见鄱阳湖的靓影，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白光。
     外地人来新池会注意到，这里的风特别大，以至可以把路人掀翻。房屋的瓦楞上都压着砖头石块。山坡上的松树在北风的淫威下，“一边倒”地生长，又矮又瘦。学校的北面栽种了十几棵泡桐树，疏朗的枝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一条马路横穿校园，有辙迹之可寻，无车马之喧嚣。马路之南是操场，竖着半边篮球架。校舍都是青砖瓦房，除了教室，只有一栋两层办公楼，兼作教工宿舍。平常住校的只有两人，我住楼上，楼下住了一位比我早来几个月的曹老师。我的房间北向，又没有天花板，老式的木窗关不严，八面来风，常常深夜睡不暖，煤油灯也点不着，我就下楼去找曹老师聊天。曹老师讳希德，湖口流泗人，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分配到星子工作，“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劳动改造，我来之前刚恢复工作。他本是先天的残疾人，胸廓畸形，腰背侧弯，年近不惑，单身未婚。听说，他本来考上了武汉的名校，报到时因身体原因被劝退，结果进了九江的专科学校。他本不适合站讲台，但他兢兢业业，毫无怨言。在我看来，其性格不免有点迂阔，其过往也曾有人讥评，但开朗乐观，不失幽默，是一位善良而博学的人。
     当时新池中学只有他一个大学生。他是数理专业，却有着丰富的文史知识；能写旧体诗，能用文言写信。他的病体造成了他一种独特的坐姿：坐着小板凳，上身趴伏在床上备课。他还用这样的姿势抄《康熙字典》，浏览《参考消息》。他博闻强识，我有什么疑难，都向他求教。当时有一篇课文用了成语“固若金汤”，我竟不甚了然，我问曹老师，他谆谆教诲，我释然而悟，而且从中收获了一个新的成语“金城汤池”。那时我们一无教参，二无词典，三无学科杂志，更遑论今天已经普及的互联网了，得遇良师，何其幸哉！
     我来后不久的一天傍晚，我们散步，曹老师指点着空荡荡的校园，曰：“百废待举。”我印象深刻。这样一个穷乡僻壤，又经过多年的运动，学校和社会的面貌自是一片凋敝，实际上，这也正是当时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缩影。曹老师用来点评的成语不但运用准确，也坦露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片忧乐之心。
     某日，同事相邀去公社集镇看露天电影，是老电影《上甘岭》。回来的路上，星斗满天，夜风扑面，闲聊间，曹老师即兴而作一上联：“上甘岭看上甘岭”，众笑而弗能对。这半副联语，虽无缘入选《名联观止》，但就地取材，构思巧妙，平仄搭配，谐趣天成。
     1974年是新池历史上第一次办中学（当时的政策是“小学不离村，初中不离大队，高中不离公社”）。我来之前，这里是公社中心完小。我们来了之后，就是小学“戴帽子”初中（后来小学剥离而成为独立的中学，两年以后又成为完全中学）。那时升学不用考试，小学毕业生就地升初中，也就有60余名学生。我教语文，曹老师教数学。我用普通话教学，第一个教汉语拼音。我做班主任，发动学生斗（凑）图书，办了一个“图书箱”（称“图书角”“图书室”都太夸张）。那时一周有半天劳动课，我带领学生开荒种南瓜，卖给学校食堂，1分钱一斤，收入做班费，利用假日到县城买几本新书给大家看（那时新华书店的书也十分有限）。那一年大讲“儒法斗争史”，由于我有点美术基础，我把历史故事绘成连环画贴在墙上，提高了在学生中的威信。课后同学们常挤在我的陋室里听我说古论今，那种充满求知欲的眼神令我心动。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利于求学成才，我的到来毕竟给孩子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特别是，孩子们纯洁，好学，向上，尽管成长的环境是那样的贫瘠和荒芜，他们中仍有一批充满希望的好苗子，这是令人感到非常欣慰的！这里民风淳朴，古韵犹存，学期结束时，我到学生家里分送成绩单，家长总是热情接待，奉为上宾。我和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这种师生情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两年初中毕业，接着带高中。当时的学制，初、高中均为两年。到初二时，学生流失严重（主要原因是贫穷），只剩一半。那时“文革”到了尾声，但执行“阶级路线”依然严厉，一般的同学都可以直升高中，只有三人因“成分不好”而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其中有两位成绩较好）。虽然“河洛未清非我责”，但我仍然长期心怀深深的内疚。
     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从天怒人怨，到万民欢呼，然后是恢复高考。冰消雪化，大地回春。1978年2月，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3月，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召开。4月，全县优秀教师表彰大会隆重召开。兄弟中学的老师慕名前来新池听课。曹老师每天都兴高采烈，扬眉吐气。1978年，被历史镌刻为改革开放的元年。那一年，新池历史上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届学生可以说是“幸运儿”，他们只花了9年时间，在家门口就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整个基础教育，以16岁上下的年龄参加足以改变个人命运的高考。当时曹老师把数理化三门课都包了，我则教语文和政治（当时不考外语）。那时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我们就自己动手编印。那一年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录取率极低，星子县多数公社“抹白板”，新池中学考上了两名大学生，在全县农村中学里排名第二。当年未录取的，经过复读，第二年又有好几个考取了大学或中专。
     我在新池度过了整整5年。1978年送走第一届高中生之后，接着任教1979届高中毕业班。这年秋季，新池中学高中部撤销，我调到花桥中学。曹老师写诗惜别：“早知君岂池中物，花桥桃李更芬芳。”表达了一位长者对我的奖许和慰勉。当时他经人撮合，已经和当地一位孀居的农妇结合了（多少有入赘的意思吧），这可能也是影响曹老师调动的原因（按他的身体状况和学识水平，本应安排在县城某个更适当的单位）。对方多子女，曹老师已改抽海鸟牌香烟；学校“打平伙”，他发扬古代颖考叔的精神，“食舍肉”，把自己的一份留给养子女解馋。1977年6月，亡友彭君从九江骑行来新池看我，他也是湖口流泗人，曹老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对彭君热情有加，告别时馈之以物。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曾受惠于曹老师；在他后来病重住院期间，我也表达了微薄的关心（我已于1982年从花桥调入县中）。1985年2月1日，善良而博学的曹希德老师因患肺源性心脏病，医治无效，客死他乡，终年50岁。“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当初共事时，我只有二十几岁，少不更事，今已退休多年，垂垂老矣。在那个荒瘠的年代，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同事，是令人留恋和怀念的，甚至是值得庆幸的。
     我调离后的当年，新池通了班车。1984年，人民公社撤销，成立新池乡。1992年，我参加县政协对全县部分中小学的视察活动，在新池中学，看到原来的办公楼已拆除，重建了钢筋水泥的新楼，教室也焕然一新。新世纪初，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新池并入蓼南乡，新池中学与新池中心小学重新合并，改称新池九年义务制学校，办学条件有了新的改善。2016年，星子撤县设庐山市。新池中学、新池公社，还有我在新池的一段平凡的日子，都化作了历史的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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