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家书
景玉川
这几年夏天上庐山，都带上一部曾国藩家书,不时翻翻。
古人称“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据说，能做到这“三不朽”的圣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只有三位，那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也有说二个半圣人的，那“半个”则为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中国近代政治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中国建造了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他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除了这些政治、军事建树外，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也为人称道，曾国藩虽去世多年，可曾氏家族后代名人辈出。曾国藩能留传的著作虽说不多，但一部《曾国藩家书》就足以让后世景仰。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从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1850-1871年）前后20年的官场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也是曾国藩一生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军、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
《曾国藩家书》有多种版本，我读的是201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曾国藩家训译注》（张天杰译注）。所收书信虽仅139则，但却是其中的精华。
曾国藩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因而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家书于平淡的家常言谈中阐述自己的看法，娓娓道来，蕴育着真知良言，不乏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他留传下来的著作不多，但一部曾国藩家书，足以让后人受用无穷，也可以一窥他的学识和与修养。
曾国藩的一生饱受疾病折磨，牛皮癣伴随他一生，此疾属极难治愈的顽症，“遍身疮癣，且痛且痒”；他三十多岁时眼睛就开始老花，后来又患白内障；还有疝气与牙疼，这些都是当时难以治疗的疾病。晚年他请辞却不获准，最后于同治十一年二月死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藩一生戎马倥偬，日理万机，政事、军事缠身，还有诸多疾病相扰，但他再忙也不忘通过书信对孩子的教导。
曾国藩家训为十六个字：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家书内容丰富，汲及面很广，包括教儿子读书、习字、作文、接人待物……这里主要谈他信中对钱财、起居、读书与做官等问题的看法。
钱财与勤俭
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曾国藩写给小儿子曾纪鸿的信说：
“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大丰则事不敢也……事父、事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他给曾纪泽曾纪鸿二儿的信也强调：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汝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曾国藩给纪泽、纪鸿信道：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
这年年底曾大女儿曾纪静出嫁，曾国藩给大儿子纪泽写信，告诉此次曾家用200两银子为嫁妆钱，50两银作为女儿的程仪（压箱钱）。他还叮嘱道：
“家中切不可另筹银钱（指此次婚嫁——引者），过于奢侈。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
曾纪静的丈夫袁榆生是曾国藩翰林院同事、老乡、好友袁芳瑛的儿子，但却是个花花公子。袁榆生本性暴露后，曾国藩就袁婿谈及富贵人家孩子（世家子弟）与贫家子弟的区别，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他分别给长子纪泽和次子纪鸿的信中写道：
“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同，庶可以同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他在给长子纪泽的信里，再次谈到他对贫、富子弟的观感：
“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
曾国藩一向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因见京城很多世家子弟挥霍无度，他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其原配夫人一直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门外不许挂“相府”、“侯府”等匾额。曾国藩要求“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夫人在家手无余钱，亲自下厨、纺织。
曾国藩几个女婿都不怎么令人满意，所以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谈到他的小女儿婚姻时，给长子纪泽信中说：
“且诸女许宦家者多不称意，能在乡间许一富家亦好。明春到京，亦可于回都京官中求之也”。
读书与做官
一般人都希望做官，曾国藩的官不可谓不大，他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官居正一品，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坚决反对儿子做官从政。
当了直隶总督后，他向儿了倾诉自己当官的苦恼：“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同治八年
给长子纪泽信）
曾国藩是湘军领袖，也是湘军的缔造者，深知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军从政。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他写给二个儿子的信道：
“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舌。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近来阅历俞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几年后的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他在给纪泽信云：
“不居大位（不）享大名或可免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
在给欧阳夫人的信中他也提醒家人不要在意做官，同治六年五月给夫人信云：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于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用常用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曾国藩非常重视读书，因为读书不但可以改变命运，还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他给二个儿子的信中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
同治五年十二月（应已是1867年）给纪泽信曰：
“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事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家中新居富圫 (富圫村。圫：tuō可以定居的地方)，一切须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
曾国藩对子女的读书学习操心很细。同治五年（1866年），湘乡县修县志，希望曾纪泽能担任主编，主持修志之事。曾国藩反对，一般主修县志为当地文才最佳者才能胜任，他认为儿子难当些任，但又认为修志过程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所以这年六月十六日给纪泽纪鸿两儿子的信云：
“湘乡修县志，举尔纂修。尔学未成，就文件甚迟钝，自不宜承认，然亦不可全辞。一则通县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
早起与治家
“三早当一天”。“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些是民间生存的格言，也为曾国藩所重视，因为成才首先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所以他特别强调早起。
“家中大小，总以起早为第一义”（咸丰十年十一月给纪泽纪鸿信）；
“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咸丰十一年三月给纪泽纪鸿信）；
“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大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
类多衰弱”（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给纪泽信）；
“尔在家常能早起否？诸弟妹早起否？说话迟钝、行路厚重否？宜时时省记也”（咸丰十一年九月给纪泽信）；
同治二年十二月（1864年），曾国藩在给侄儿曾纪瑞（曾国荃之子）的信中也说：
“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奴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曾国藩非常看重一个人是否有早起的好习惯。因为早起是摆脱平庸的一种习惯，投资清晨，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面对现在越来越庞大的睡懒觉的青年人，如曾国藩在世，当痛心疾首。
除了强调早起外，曾国藩对家庭成员做家务也有所要求。
“吾家妇女须讲究作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好醋、倒笋之类，常常做些寄与我吃”（同治五年八月给纪泽纪鸿信）；
“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尔母率二妇、诸女于酒食、纺织二事，断不可不常常勤习。目下官虽无恙，须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至嘱至嘱”（同治五年十一月给纪泽信）！
其它历史细节
由于是给家人写信，所以从曾国藩家信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真实的历史细节与作者当时的感悟与心态，这些都是官方文书难得一见的记载。
曾国藩是太平天国军的主要对手，他的湘军屡次败在太平军手下。后来由于太平天国内乱、湘军渐渐掌握主动权，但太平军的军力与其将领的才能仍不可小视。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十三日给长子纪泽的信中，谈到敌方将领的谋略及其实力时说：
“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
这年九月五日，湘军虽攻陷安庆，可太平天国的军事实力依然很强大。曾国藩在这年（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给纪泽的信中，显得忧心忡忡：
“浙江全省皆失。贼势浩大，迥异往时气象”。
同治三年，清军终于打败了太平天国军以后，第二年（1865年）五月底，曾国藩又奉旨率军赴山东追剿捻军。几经较量，他领略了捻军的厉害。这年九月十八日在给纪泽的信中说：
“马步贼六七万，火器虽少而剽悍异常，年来凶焰尚将日长”。
………
1868年（同治七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两年后（1870年、同治九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这年六月，天津民众与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发生冲突，法国领事丰大业先开枪射击，引发民众激愤，愤而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还有修女、神父、侨民与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天主教堂以及英美几座基督教堂。事发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威协。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案子，但又不可能不办。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到天津不久的曾国藩给两个儿子纪泽、纪鸿写信道：
“赴天津查办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
由于中外国力相差悬殊，曾国藩处理这一中外纠纷的结果，肯定不能让国人满意，他自己也为之内疚与不安。二十天后的六月二十四日，他在给长子纪泽的第二封信中说：
“罗淑亚（法国驻华代办——引者）十九日到津，初见尚属和平，二十一二日大变初态，以兵船要挟，须将府、县及陈国瑞（天津提督）三人抵命。不得已从地山（即完颜崇厚，曾任直隶总督——引者）之计，竟将府县参奏革职，交吏部治罪。二人（指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后都被充军——引者）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事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
案件处理的结果，有8位中国人被处决，25人充军流放，赔偿外国人49万两白银 ，完颜崇厚受命出使法国道歉，天津知府、知县充军流放黑龙江……这一处理结果引发朝野不满，曾国藩的声誉也大受影响。这次审理天津教案，对曾国藩来说，给他留下了一个历史的遗憾。
俗云“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曾国藩被视为“圣人”（或半个“圣人”），但这位“圣贤”，似也有过。如果说“天津教案”的处理曾国藩是身不由己，那么，在对待自己女儿的婚姻上，他的做法则让人叹惜了。
曾国藩有二儿五女，5个女儿依次为曾纪静、曾纪耀、曾纪琛、曾纪纯、曾纪芬。除了老五曾纪芬嫁与普通人家，生活较如意外，曾纪芬的四个姐姐嫁的都是官宦子弟，但在婚姻上却都非常不幸。以老大曾纪静为例，她的婚姻是父亲在她六岁时为她订下的“娃娃亲”。她的公公是曾国藩的翰林院同事、好友袁芳瑛。但袁芳瑛对儿子溺爱，缺乏管教。后来袁又早死，其子袁榆生更无人管束，成了有名的花花公子。曾家本来完全可以悔婚。但曾国藩觉得这样有负老友，仍坚持将女儿嫁过去。
嫁后，曾纪静方知丈夫袁榆生早已娶妾，而且对她很冷落。曾国藩此时也无他法，后来他曾将袁调至身边，亲自教育，但袁仍不改。在徐州粮台经管湘军粮饷时，袁榆生竟强占民房、畜娼妓，亏空白银六百多两，曾国藩因此大怒，表示与女婿袁榆生永远断绝关系。曾纪静受不了丈夫的折磨，回娘家居住，但曾国藩出于旧的礼教，仍要女儿回到袁家“尽妇道”。他在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给纪泽纪鸿两个儿子的信中强调：
“大女送至湘潭袁宅，不可再带至富圫（曾家所在村——引者），教之尽妇道”。
写这封信时，离曾纪静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嫁到袁家，还不到五年。曾纪静此后在袁家郁郁而终，她没有生育，逝时还不到30岁。
二女儿曾纪耀有才华，18岁时嫁曾国藩部下兵败自杀的陈源兖儿子陈松年。曾纪耀精通外语，曾出任驻英、法使节，陈松年科举无成，陈松年只能随之在使馆里做些杂事。尽管这样，陈却脾气不小，经常打骂妻子。曾纪耀则委屈顺从，百般忍受，1881年因病在巴黎去世，年仅39岁。其小妹撰文述其“抑郁终身”“无生人之欢”……
“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曾国藩四个女儿择婿都是他身边交好同僚之子，最终虽不至于流落青楼，但她们的命运，却依然令人嘘唏。这是曾国藩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也许这也是有人说他只能算“半个圣人”的原因吧。
202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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