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子文坛的辉煌

安安. · 发表于 2023-9-8 11:01:24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登录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x

2023年5月29日，徐新杰先生走了。

套用一句流行话：“作家不死，作家只是凋零”。但徐老师之逝，宣告了星子文坛那一代人的凋零，也是那个文学时代的结束。

“文革”初起，北京揪出了“三家村”：成员是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与文人。接着层层揪“三家村”，星子的“三家村”成员是余福智、杨国藩、徐新杰。三位先生是星子公认的文化人，徐年龄稍长，杨次之，余又次之。余是我的中学老师；杨与我是街坊、又是我小学启蒙老师；徐虽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我的文学老师。数学上说，三点才能成一个平面，有平面就能唱戏，就能上演各种节目。这也许是为什么那个时代层层揪“三家村”的缘故。

我后来偶尔能在小报发表“豆腐块”式的小文章，与三位老师的教导分不开。那时，余老师在县中，是我的语文老师；杨老师任小学教导主任，县里星期天或假期，常组织小学教师举办文化讲座，我有幸也被叫去旁听；徐老师在县文化馆（馆址是今天的二小）工作，每年，文化馆都会出几期墙报，我粗浅的诗文有时也会被选中，张贴于墙报上。作为中学生，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风暴来临，星子县“三家村”人物是三位先生，接着是他们被无限地批斗、抄家、游街示众。余老师是全县第一个被揪出来，几年后押回原藉广东开平县务农，妻离子散，苦不堪言。徐、杨二位，那些年也倍受屈辱，并累及家人。

十年“浩劫”过去，三位老师均被平反。虽然宝贵的青春在十年蹉跎中失去，但此时他们三位仍正当盛年，精力充沛。可惜余福智先生执意要回乡返穗，作为文学领头人象征的星子“三家村”少了一家。这时，宋崇凤先生填补了这一空缺，他比余老师小几岁，因在省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东海来的女兵》，被调到县文化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的社会地位很高，连县委办公室和县委宣传部也订阅《人民文学》、《星火》等文学刊物，能在报刊发表文章的人物倍受看重。“文革”初所说的“三家村”及“黑店”之类的帽子是诬陷和编造，也是一个贬义词。我今天这里说的星子“三家村”，则是我个人私拟的名词，表明他们是星子文化界的领头人。

徐、杨、宋三位，徐写诗和散文，也搞考据；杨写诗、散文，还写剧本，格律诗词尤为特长；宋则写小说、散文与旧体诗。三人都对地方史有研究，杨、宋二位书法也不错。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小小的星子城被文学之光映照得金碧辉煌。1981年电影《八一起义》在星子城开拍，导演、演员汇聚县城，文坛大佬、美女帅哥现身小城，让人大开眼界。镜头里，起义军从类似城门的古楼洞（樵楼）进入省城，老百姓在县城老街（东大街）上热烈欢迎起义军……居民倾城而出，津津有味地观看每一个场景的拍摄，四乡八社的乡下人也闻讯赶来。杨国藩老师趁势将自己写好的电影剧本《赤壁之战》，交给了正在县城拍戏的著名导演汤晓丹。杨老师踌躇满志，跟我们谈起他新近完稿的剧本《赤壁之战》，他胸有成竹，神采飞扬，我们也被感染得兴奋不已。那气势，那场景，今天仿佛仍在眼前。

一部电影的拍摄成功，毕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般人很难了解，尤其是赤壁大战这样的历史剧。杨老师的剧本最终没能采用，但他并不气馁，依旧兴致不减，写诗、填词、讲座、编诗集，在星子诗坛呼风唤雨。星子成立《五柳诗社》，他是首任社长。杨社长为人随和，诲人不倦，门下不少弟子后来成了星子诗坛的生力军。

八十年代初，宋崇凤先生也成果不俗，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南风》，在小城引起了轰动。由于《人民文学》是国家级文学杂志，能在其上发表小说实属不易。星子后来成立了文联，宋崇凤是县文联副主席（正职由宣传部领导兼），文联办有一张四开小报《醉石》，季刊，星子不少文学爱好者就是先登《醉石》，再走向市、省文坛。县文联办公处在县委临街右侧门房二楼，小小的两间办公室，是当时县里文学青年们常去的地方。

宋崇凤偶尔也写旧体诗，诗别具韵味。后来宋写散文，写他家乡蓼南的风土人情与山川掌故，人物风光，文章娓娓而谈，乡土气息浓重，令人感到亲切。

三位中徐新杰先生年最长，因而发表诗文也早。1949年以前，十几岁的他就在九江《浔报》上发表小诗；“文革”前在《人民日报》副刊等大报大刊上发表诗文，还不时获奖。八十年代，徐老师诗、文照样写，但很多精力花在研究地方史和庐山石刻上。他是庐山第一个独立出版《庐山金石考》的人，也是星子在陶渊明故居考证上着力最多的研究者，曾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标点了同治《星子县志》与康熙时毛德琦的《庐山志》，这两部志书对后学了解庐山历史有很大帮助。

现实生活中，业务上有所专长的人如果能给予一定的职务，那么，他所发辉的作用也许会更大。八十年代初，县长段德虞先生欣赏徐的学识与精神，破格将他调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徐老师工作如鱼得水，成果倍增。在县领导的支持下，星子成立的“五柳诗社”、“县文联”和“陶渊明研究会”等文化社团由三位领头，社团里是一群热情的文化爱好者。三位文化领头人相互唱和，将星子的文化事业搅得风生水起，热闹非凡。每逢谷雨、重阳，老少诗人们会济济一堂，吟诗、品诗、评诗；不时也有小说笔会在县里召开，省刊《星火》的编辑也会光临；最风光的年代是1986年，全国性的陶渊明研究会在星子召开，小县迎来了国内知名的陶学家王瑶、袁行霈、王拾遗、谢天佑、石凌鹤、高扬……李白吟诗的庐山瀑布下的秀峰宾馆，那些日子天天高朋满座，嘉宾如云。

“小小星子县，三家豆腐店。城内打屁股，城外听得见”。“陶研会”召开，使小小的星子城瞬间引人注目。这些文化界的盛事当然与县领导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不过很多具体的交流组织工作则是靠徐、杨、宋等领头接洽完成。像我这一类人，在这些活动中只是扮演“呵道”（书面语“跑龙套”）或小喽啰之类的角色。

三人经历、性格有异，各人擅长的文学形式也有所不同，所以徐、杨、宋三位之间，也存着矛盾与不同看法。我是与三位都较亲近的接触者，较为了解其间的事事故故，但却不宜传言。名人都有棱角，徐老师尤甚，外人眼里徐先生有点持才傲物，但他漠然不顾，出言为文，照样青眼白眼，我行我素。他好直言，评书发文以文取人。他自编的选集中，收有我与连国秀女士写的评议文章，他认为连文章比我的好，尽管我与他的交往久，年龄也比连国秀大，但他仍将这位后起之秀的文章置于我的文章前面。事实上，她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品评到位，充满灵秀之气……

徐、杨、宋三位之间虽有矛盾与不快，但对家乡共同的文化事业，他们还是“兄弟阋于墙”，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八十年代星子、九江两县争论陶渊明的籍贯，徐老师在陶渊明研究上卓有建树，本是星子的“一号队员”。这时，两县学者正在开陶渊明研究会，九江县此前将建在面阳山（此地原属星子，50年代划归九江县）的陶渊明祠（靖节祠）拆建到九江去了。杨老师闻此，不等徐先生开言，立即写了一首《靖节祠乔迁有感》，力挺徐老师观点。诗云：“醉石斜川在，云深鸟自还；诗魂迁不走，夜夜绕南山”。写罢愤然掷笔，负气而走，退出了会议。

曹丕的《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我想：这似乎不是“相轻”，而正是由于这不同的观点、文体，不同流派的文人，才使那个时代的文坛显得繁荣多彩。

…………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开放，人们追求多种多样的生活，电视、网络和其他媒体的出现，使纸质媒体渐趋冷落，文学刊物锐减，以纸质媒体为主要载体的小说、散文也随之萧条，文学之光渐趋黯淡是一种必然。星子文坛除了格律诗词，其它形式的文学成果均寥寥无几。三位老师年龄日大，精力已大不如前。2016年5月，杨国藩老师不幸逝世，享年81岁；2020年9月，宋崇凤先生病逝，享年79岁；今年5月， 90高龄的徐新杰先生逝世，随着三位领引者的先后故去，他们一代文坛高光时刻的辉煌已成为历史。

我虽为此惆怅，但世事均有盛衰，且“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说不定什么时候，星子文坛会因另一种文学形式的繁荣，而再度焕发光彩。

我期待着那一天，不管我是否能看到。

2023.7.6

景玉川

图片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