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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陈林森 于 2011-11-14 16:18 编辑
穿越时空的会见
陈林森
三姐陈影梅邀请我今天(11月13日)到九江去与她当年的几个高中同学见面,吃顿饭。三姐比我大8岁,她的同学与我本没有交集。三姐是九江二中1958届高三(2)班学生,他们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同学,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同学少年变成了古稀老人,但他们的同学情谊依然炽热,交往依然频繁,令人感动。三姐告诉我,这阵子,她的同学有的从美国回来了,有的从北京、上海回来了,互相聚聚,有的请她吃了饭,现在她准备回请。这些同学中有两位通过网络看了我的一些博文,很感兴趣,在我姐姐面前不免有溢美之辞,姐姐就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见见面。这两位中,一位是原九江医学院的专家、教授朱汉熙先生,一位是前九江日报社的主编、作家叶祥发先生。但今次叶祥发因特殊原因未到,朱汉熙携夫人王女士来了。一共来了8位客人。
后排左起:夏洪煊,桂知非,朱汉熙,陈林森
前排左起:岳湘陵,桂的夫人郑女士,徐美容,朱的夫人王女士,岳翠容,陈影梅 我们在风光秀丽的甘棠公园附近的“阳光家园”共进午餐,主宾一共正好十人。同他们见面真是非常高兴,听他们讲当年的经历,真是感慨万端。他们都阅历丰富,谈吐不凡,各有风采,特别是对于我这个“学弟”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让我长了很多见识。桂知非先生最健谈,他是从九江市农业局局长的位子上退休的,但他当年的遭遇比我姐姐还惨。他1958年参加高考,当年未录取,第二年又参加高考,又未被录取,第三年是1960年,他还是执著地参加了高考,此时他早已从别的途径知道自己未被录取的原因是“政审”不合格,说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舅舅又是右派,又有海外关系,有人对他说:像你这样的情况,不要参加高考了,考了也没用。但他在第三次高考结束之后,竟鼓起勇气只身来到南昌省高招办,找到有关负责人,陈说自己读大学的迫切心愿,大意为:我只是想通过读大学学到一技之长,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至于我的出身不好,我坚决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云云。言词恳切,寸心可鉴,加上他连续三年参加高考的经历,最终打动了高招办负责官员,说这个小伙子很不错,应当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要高考成绩合格,应当被录取。这一年他果真被录取了。桂先生的执著和勇气让人佩服。这在当时或许只是一个奇迹,事实上高考录取中的“阶级路线”剥夺了一大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成才机会。桂后来录取到江西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桂先生自嘲地说:让我当老师可能不放心,会把学生“毒害”了;让我学医也不放心,可能把人给治死了;做一个兽医,最多治死一头牛,对社会主义的“危害”就不大了。在高考问题上他已耽误了两年,又碰上畜牧兽医系是五年制,比同龄人大学毕业推迟了三年。毕业后分配到彭泽县兽医站,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一批学生在高中阶段经历了反右派运动,吸取运动的教训,在文革中他“按兵不动”,没有参加任何派性活动,这对于他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遭遇起到了关键作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九江市委决心振兴九江的畜牧业,要在全九江物色一名这方面的专家给市常委领导讲课,结果就选中了桂知非。毫无疑问,这堂课非常成功,当时的九江市委书记董乐新大加赞赏,当场拍板把他调到九江市农业局。后来曾作为副市长人选。朱汉熙说桂知非当时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的干部代表,因为在80年代初,清理了文革造反派,需要起用大量干部,当时的标准是:文革中不是“三种人”,大专以上学历,有副科级资历,大概桂当时都符合。看来一个人的发展,除了本人的努力,也离不开一定的机遇。
朱汉熙说1989年在我的三姐家中与我见过一面,姐姐解释说,当时他是作为血液学专家来星子巡回医疗和讲学,可是我竟忘记了。别的同学开玩笑说,你89年来星子是来搞“动乱”的吧?朱说:我是“动乱”的时候来星子的,但我不是来搞“动乱”的,因为我不敢。朱在江西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九江医专,曾经担任过副院长,但他自己提出来不当。退休后还到北京讲学,他在北京主动给我打电话,说看了我的博客,称赞我“有胆有识有才”,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叶祥发则是看了我的新浪博客(叶也在新浪开了博客),在网上我们有过几次交流。可惜今天没有见到他。见面后朱汉熙大哥拉着我的手,和我坐在一起。还向我发出邀请:什么时候到“寒舍”去看看。我也邀请他们几位大哥大姐到星子来玩,明年东林大佛开光,可以到星子来旅游啊。
徐美容是我姐姐当时最要好的女同学(当年常听姐姐说起她的名字),高中毕业时她们填的志愿一模一样(这对录取不利,没有经验啊),从第1志愿到第12志愿都一模一样。徐美容家庭出身较好,录取了第2志愿(江西医学院),我姐姐则是录取了最后一个志愿(江西师范学院生物系)。徐美容在瑞昌待了10年,我记得姐姐那时经常到瑞昌去玩,那多半是找徐美容的。我对徐美容大姐说:你当时条件比我姐姐好一些,给我姐姐许多帮助了。她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也遭遇了坎坷,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下放了很长时间,带三个小孩,过了很艰苦的日子。在这几个大哥大姐中有两位女士都姓岳,她们是堂姐妹,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没有进大学,但她们都很聪明很能干,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看起来气质都很好,而且工作和事业都不错。在那个时代,他们每个人都有坎坷的经历,在极左路线之下,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不能绕开政治的雷区。但是他们对今天的境遇都很满意,很乐观,在席上反复说到,过去的就过去了,还是向前看。夏洪煊先生是徐美容的丈夫,也是当年的同学,他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学的是材料专业,先是分到大连,开始夫妻分居,后来为了调回九江,改行从事电子行业。谈到我的三姐陈影梅,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她读书成绩最好,认为她本来是上清华、北大的材料。朱汉熙说,你姐姐不但读书成绩好,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个“才女”。岳翠容说,现在我和你姐姐亲如姐妹,在一起练二胡。对于我的遭遇,他们都表示遗憾和惋惜。岳翠容大姐也是当中学老师的,对我似乎更有一种亲切感。她对能当好一名中学教师感到很满意。其实在50年代,国人中能进高中的都已经是“百里挑一”的了,他们这批同学都是时代的精英,虽然随时代的潮流而沉浮,但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光景。桂知非擅长言谈,轻松活泼,把气氛搞得很活跃。朱汉熙沉着幽默,和桂知非“唇枪舌剑”,引得大家乐呵呵的笑。夏洪煊说话不多,他当年能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那是很有才学的。我说1956年是值得回忆的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姐姐在当年的课本上的封底上写了五个大字:向科学进军。我能想象这五个字对于当时的青年学生是有何等的激励作用!他们都认为1956年是50年代最好的一年,而1957年则是我国全面向“左”转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知识分子不断地遭遇厄运。
这些大哥大姐主要是1939年、1940年出生的,有的配偶年龄较轻些。和我们这一批老三届有不少不同的经历,但基本认知却是相同的。他们谈论的大多是毛泽东时代的遭遇,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谈论甚少,这是因为现在的一切都比较正常,可想而知,名人说的嘛:幸福的人都是相似 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如果是今天年青人听起来,那真有穿越时空之感。
离开餐馆,我们在美丽的甘棠湖畔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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