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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陈林森 于 2012-7-22 06:56 编辑
在火车上
陈林森
7月20日我们在九江站乘坐开往上海方向的K753次列车,晚上8:25准点开出,12小时后在海宁站下车。
上火车的时候,我们看到部分旅客的车票是绿色的,我好奇地问其中一个人,回答说是网上购的票,我恍然大悟。
我与老伴买了上中下三张卧铺票,我们的车厢是15号,对面下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当外孙打开薯条包装袋,很礼貌地问老太太:“奶奶,你吃吗?”老太太虽然婉拒了,但很高兴地说小孩很懂事。因为不清楚她的真实年龄,我称她大姐,问她到哪下车。她说到杭州,后来逐渐了解她的孩子在杭州参加某种培训活动,今天结束,让她去杭州,孩子(大概是女儿吧)陪她到上海玩玩。她问我在哪下车,我说海宁,她不太熟悉,我说就是杭州过去一站,再经过嘉兴,就是上海了。她好奇地说,你对这一带很熟悉啊,你们经常跑这条线吗?我说是的,我儿子在浙江工作都十多年了。她问定下来了吗,买了房子吗?我说早买了。那就好,老太太说。
老太太不是那种很喜欢闲聊的人,但说起她的家庭还是很主动地介绍。她不是九江人,而是湖北人,因为孩子在九江工作,退休后就和孩子生活在一起。这是我知道的,九江与湖北关系很密切,九江居民中原籍湖北的可能是比例最高的。她一开始就说到她的三个舅舅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每一个是什么大学毕业的都说了。她说她妈妈七姊妹,就数她妈妈文化最低,也是师范生。然后说到她是六六届的学生。我惊奇地说,我也是六六届呀。她赶快解释说,她是六六届初中毕业。原来她是1950年出生的,比我低三届,但应当是那一届最标准的年龄。老太太初中毕业就没有书读了,下放农村,在乡下待了六年半。她说在这期间,大多数下乡知青都通过各种途径回城了,但因为她的家庭出身的原因,一直待在乡下。其间有不少人给她介绍对象,她坚决不同意,她下定决心决不留在乡下,她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待到30岁还没有办法回城,她就干脆自我了断(说时做了一个刎颈的动作)。她在农村做了民办教师,后来工厂招工,她也进了工厂了。当时招工的说,你是民办教师,进厂后愿不愿意到子弟学校教书。老太太说,她当时觉得当工人好,就没有当老师。这件事后来她后悔了,如果当了教师,可能有进修的机会,并且退休后的待遇也比现在高。我问老太太是哪一年退休的,她说她是工人,50岁就退休了,现在退休费只有一千多。
对极左路线,老太太当然有深刻的不满,但她不像我这样敢说,对我稍稍激烈的言词甚至感到有些恐慌。并且对政治时事也不是很敏感,她的信息渠道只是公开的报纸和电视。例如对重庆事件,特别是它的内幕,几乎是一无所知,她甚至认为薄同志是个好同志,是个为老百姓办事的好干部。我跟她说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她有恍然大悟的感觉。最后老太太也说了一段话,似乎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大意是,现在贫富差别比毛时代大多了,为什么不把富人杀掉或者斗争呢?在一个社会,贫富不均,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一个班级里,读书也有成绩好成绩差的,做生意的也有能干的和不能干的,有钱的不都是坏人,穷人也不都是好人,资本家也有热心慈善的,也有一毛不拔的。表现了她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朴素的质疑。
五点多钟的时候,车快到金华,东升的太阳把车厢照得亮堂堂的。老伴说,这里的太阳比家里早一些。
对面中铺是一位高个子的年轻女子,大约有一米七五,脚上没有穿高跟鞋,而是一双女式皮鞋,在诸暨下。这个女子,除了胸部似有似无,其他都比较完美。对面上铺是一个小伙子,可能是在南昌站上来的,开始没看到他,也是在诸暨下。在这趟火车上,除了饮食和充电器等叫卖,没有买什么纪念品或其他商品的,还算清静。当我和老伴、外孙下了火车,学锋刚刚到车站,我们上了小车,半个多小时后到了海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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